“或许我也热爱自己的国家,但我小心翼翼地不让他们知道。因为一个人可能会一辈子披着一件爱国主义的外衣,衣衫褴褛,招摇过市,不仅在中国,而且到国外去炫耀自己。我可以坦诚相见,因为我与这些爱国者不同,我并不为我的国家感到惭愧。我可以把她的麻烦都公之于世,因为我没有失去希望。中国比她那些小小的爱国者要伟大得多,所以不需要他们来涂脂抹粉。她会一再恢复平稳,她一直就是这样做的”---------刘香成《中国 1976-1983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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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,他四处追打苍蝇,装进火柴盒,装得满满腾腾,一盒一盒交给班主任,这是6岁的刘香成唯一能为自己处境做的努力-----比别人更起劲地除四害来争取红领巾,他所在的福州军区古北一中小学里,都是革命子女,他是大地主的后代“我当时是‘全红一点黑’”
小学四年级他被在大公报任职的父亲接去香港,学校在操场上特意举行了一个仪式,让他戴着红领巾去香港,“所以我到了香港,又成了‘全黑一点红’。
1976年,他以美国《时代》记者的身份回到中国,戴着黑纱的广东人面对他沉默不语,但从他们的身体和眼神里,他立刻感觉到“不平常的平静”,那是人从一个境界到了另一个境界时才会出现的东西------一种只能“意会”的状态。
三年后,他在大连理工学院,早上散步的时候,走到这座雕像前,看到一个小伙子踩着轮鞋滑过,他拍下这张照片,因为这个瞬间表达出了他意会到的东西-----“一种内在的无比解脱和面对着不明确未来的感觉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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